王永光传
日期:2018-12-13 15:46:55   来源:   

      王永光(1561—1638),字有孚,号射斗。嘉靖四十年(1561)七月七日生,长垣县西油房村人。官至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明末杰出的政治家。
      王氏家族系明洪武二年(1369)自山西洪洞县迁长垣。至王永光已是第八世。王永光的父亲王仝,祖父王结,曾祖父王允。王永光兄弟三人,王永光排行老三,长兄永宁,次兄永贞。
      王永光曾祖父王允以农为本,兼营油坊。王永光父亲继承祖业,以打油卖油为生。
      王家油坊以诚信为本,各类油品制作精良,从不缺斤少两,在方圆百里享有很高的信誉。王永光字取有孚,完全是受家庭这种经营理念的影响。孚者,信也。有孚,诚而有信。
      王永光自幼与众不同。聪慧,有胆识,有抱负,是同伴中的“首领”。在玩耍时,他问大人除了皇帝,属谁的官最大。大人回答:首推吏部尚书。他说:我长大就当吏部尚书了。从此,人们嬉称他“吏部三”。
      其初,王永光在西油房村附近上私塾。后听说县城来了一位名师吴嵚,学行品节俱优,父亲王仝慕其名,将王永光送到吴嵚处。在吴嵚的悉心教导下,王永光学业进步很快。后,吴嵚又将他带到了大名元城书院深造。
      王永光于万历十六年(1588)秋试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春闱殿试中,王永光被点为壬辰科进士。从此步人仕途。
王永光初授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为官职名。它首置于东晋,历代中书省内均置不同名称之“舍人”。明朝时,内阁置中书科,掌缮写文书、撰拟、记载、翻译等事务。
      万历二十年(1592),正是激烈的国本之争之时。明神宗朱翊钧皇后无子,庶长子朱常洛为王贵妃所生,而神宗则想立宠妃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当时围绕此事,朝中争论激烈。先是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等人,汲取从前直言册立,遭到皇帝杖责、贬谪的教训,闪开册立之事,只陈请对朱常洛进行预教。
      但明神宗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目的所在,以李献可“违旨侮君”为由,下令将李献可降职调外任。但大学士王家屏却封还谕批拒不奉命。说李献可只陈请预教,未陈册立。皇长子年已十一,本该早行出阁读书,“宜纳其言”,明神宗不听。
      于是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挺身而出,继续上疏为李献可分担责任,说科臣李献可疏请预教,本是“臣等皆主之”。李献可被降职,而臣等只被夺俸,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六科诸臣,请与李献可同等降调。
      明神宗览奏以后大怒说:羽正职在科长,不能归正同官,乃朋救激君,姑降极边杂职用。全体科道官见同官被无理降调,都义愤填鹰。于是便接二连三蜂拥而上,继钟羽正以后,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也出来承担责任。说:“预教元良,国家大事。献可之疏臣实与焉!启代受遣。”于是陈尚象、李固策、丁懋逊、吴之佳、杨其休、叶初春,御史钱一本、邹德泳、贾名儒、陈禹谟,主事董嗣成连续上疏求情,各被免职、降级、调任。
      科臣孟养浩奏疏最后上,加杖一百,差一点毙命。王家屏三次上疏请求退休,批准。吏部主事顾宪成、章嘉祯等大臣朝议认为王家屏忠君爱国,不应该免官,请召还。神宗十分生气。顾宪成被免职,章嘉祯贬为罗定州州判。到此时,国本之事出现了紧张局面。神宗甚至为此下诏声称“复敢言册立者,枭于市”。
      基于此种局面,刚刚出道的王永光天不怕地不怕,仍然上疏慷慨陈辞。他言语激切,大有拼一死以报国本。许多人都为他担忧不已。而神宗读过他的奏疏后,知他是新科进士,因而笑着道:“痴进士也”,对王永光置而不问。就是这一次争国本的激辩,王永光给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神宗认为他是一个刚正不阿之人,后可重用。
      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永光升为吏部主事。吏部称为六部中第一部。长官为吏部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下设四司: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司的长官为郎中,副长官为员外郎,其属官有主事、令史、书令史等。文选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等。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考功司掌文职官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
      中国历代的腐败,就是官员的腐败。官员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官员的腐败是社会腐败根本原因。明朝官员的腐败最为严重。特别是到神宗一代,已是大明王朝走向没落的开始。正如著名史学家孟森所言:“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神宗时期,官员作奸犯科,买官卖官,选举非人十分严重。连极为严肃的科举殿试,也出现作弊现象。官员的腐败引起社会强烈反映,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注意。他首先从吏部开刀,亲自裁汰吏部官员,将不称职及群众反映激烈、嫌疑比较大的人,该开除的开除,该调离的调离。结果经皇帝亲自把关吏部被留用的官员仅有五人。由于王永光曾给神宗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有幸名列其中。经过清洗整顿的吏部,作风焕然一新,万历皇帝十分满意。
      万历二十八年(1600),王永光调文选司。负责考选官员之事。王永光勤于职事,拾阅旧时公文,发现有三百余名经神宗钦点降职官员的档案被束之高阁未被重用。王永光讯问原因,有关人员说以前将此事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被革职,此事是个“禁区”,没人再敢上奏此事。王永光觉得肯定有问题。他本着对朝廷负责的态度,认真调阅档案,追根问底,发现了其中有很多大明王朝的优秀人才。如逯中立、何乔远等人。
      逯中立,字与叔,山东聊城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仅为七品。然而,由于所任职务和“遇事敢言”的品性,他多次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刚直奏议。因为直言,他“一忤旨停俸,一见忌辅臣,一被贬外援。”三次遭受挫折。
      何乔远,福建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是明朝杰出的方志史学家。他性格刚正不阿,在史学上敢于秉笔直书,发表自己独特见解。万历十六年间,被选授刑部云南司主事,每折大狱,人服明允。历官礼部仪制郎中,神宗欲封长子为王,乔远力争不可。他曾上疏谏“三王并封”,疏救同官陈泰来等,上言阻日本封贡事,力主京考,首发宗室入仕之法、强精吏事等。
      王永光觉得逯中立、何乔远被降职是有冤情的。他从为国选贤考虑,遂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将逯中立、何乔远两位被降官员呈报朝廷,要求加以叙用。结果引来了神宗皇帝的不满,被夺秩一级视事。不过神宗也做出了让步,命令以后被他钦点降职的官员,只允许单独上奏疏推荐。这等于是网开一面,因而自此以后,那些被废锢的官员开始渐渐又受到了启用。
      在主持吏部考选官员过程中,王永光严格按照规章办事,谢绝一切请托,虽阁臣之亲信亦不肯通融。因此,被时论推为明朝“选君第一人”。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升通政司右参议。通政司,全称为通政使司。其长官称“通政使”,下置“左、右通政”之官以为辅佐。“左右通政”之下置“参议”等官。职掌受事、封驳、引进三职务,故为朝廷之喉舌,为预防恶弊和下情上达之职能部门。王永光上任不久,由于健康原因,“请疾归”。回家养病。
      万历三十三年(1605)起复,万历三十五年(1607)升右通政。万历三十六年(1608)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由于健康原因,王永光再乞归。
      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廷推起为南大理寺卿。大理寺为古代中央司法审判机关,始设南北朝时代之北齐,历代沿袭之。大理寺的长官称卿,副长官为少卿。
      王永光任南京大理寺卿,奉敕代管储政。由于此前代理此事的官员敷衍了事,导致地方政府拖欠国库的漕粮数额近钜万。王永光认为国库的充盈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此一接管储政,就向地方政府大力追缴拖欠漕粮,为此规定知府、县令征输漕粮不及格者,考核定为“下考”,得此考者没有资格旨吏部考功清吏司考核工作成效。另外,又在年终时审核官员们的政绩,根据官员亏欠漕粮数目多寡施以不同的惩罚。由于措施得当有力,使国库所欠之粮很快便被补充上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明光宗朱常洛登基,号泰昌。泰昌皇帝即位后,王永光升为工部左侍郎署部事。泰昌皇帝即位一个月后就驾崩。随之熹宗,也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
      王永光在这个时期任工部左侍郎,可以说时值神宗、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及光宗皇帝国丧。他奉命负责庆陵和提督殿门工程。


明庆陵

      庆陵原为明景泰帝朱祁钰为自己修建的陵墓,景泰皇帝是明宣宗的儿子,明英宗的弟弟。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俘,弟弟朱祁钰监国,后被立为皇帝,年号景泰。景泰八年,景泰皇帝得了一场大病,武清侯石亨等人趁机发动夺门之变,重新立英宗为帝。不久,景泰帝忧愤而死。英宗废朱祁钰为王,同时将景泰帝在天寿山已经开始施工的陵寝放弃,把景泰帝按亲王规格葬在了北京西山。
      明光宗朱常洛的突然死亡,加之国力空虚,明光宗的父亲神宗尚未下葬,于是,在这块陵寝上,又开始修建明光宗朱常洛的庆陵。
      庆陵的地宫自天启元年(1621)三月定穴营建,七月二十九日合龙门,历时四个月,耗白银一百五十万两。工程质量精细,除玄宫全部用石料外,其他均为木质梁架结构。
      王永光作为工程的总负责人,亲赴工程现场,他严审各项开支,并明察暗访打击中饱私囊者,竭力减省工程费用,从而大大缩减了工程开支,加快了工程进度。由于王永光认真督办,使庆陵成了既节省费用,又质量上乘的“优质工程”。特别是庆陵的排水系统很有特色,今天看起来人们也赞叹不已。天启皇帝对王永光修建庆陵和提督殿门工程,赞赏有加。由此王永光被擢升为工部尚书。


天启皇帝

      天启二年(1622)四月,王永光改任总督仓场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又称仓场总督。由户部官员管理全国粮仓的职位,其官员往往由户部尚书或户部侍郎头衔兼署,又称仓场尚书。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在全国设立军储仓二十所。                
      永乐年间,朱棣又单独设置了京仓及通州仓等。王永光的总督仓场,就是专门负责督查京仓及通州仓等。他在任职期间,严察部属,打击贪污,“平量衡,革浮羡,诸事无不法立”。使京仓、通州仓管理有序,出现了从来没有的新气象。
      天启三年(1623),王永光调掌南京都察院。王永光居官廉洁,为人强悍有谋略,平素不喜以清流自居的东林党人,而当时东林党人正掌权,这使王永光颇为被动。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一六零四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易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及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为东林党。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齐党”、“楚党”等。东林党以清流自居。到天启初期,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帮侍郎、大理寺丞、礼部尚书、光禄少卿等等,都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出现了“中正盈朝”的局面。东林党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天启帝时期,遭到了阉党集团的血腥镇压。
      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
      王永光平时看不惯东林党的夸夸其谈,不愿与其附合,在主管南京都察院事务后,东林党人士御史李应升借故弹劾王永光。
      王永光刚正不阿,遇到这种情况,“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他主动辞职还乡。
      由于王永光曾主持光宗庆陵的修筑,因而天启五年(1625)正月,光宗庆陵顺利落成,朝廷感念王永光劳苦功高,加封他为太子太保。
      王永光离职后没多久,以北直隶河间府肃宁人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窃得权柄,逐尽东林党人。由于长垣县在明代属北直隶大名府,故王永光与魏忠贤就属同乡,同时王永光又被东林党人所排斥,阉党因此认为王永光应该属于他们一派。因此阉党的核心成员崔呈秀、徐大化等人遂向魏忠贤大力举荐王永光。

      天启五年(1625)崔呈秀复官御史后,首先上疏推荐张鹤鸣、申时懋、王永光、商周祚、许弘纲等人。阉党顾秉谦、魏广微等作《缙绅便览》一册,以东林党人韩鑛、赵南星、高攀龙等百余人为邪党,而以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六十余人为正人,然后进献朝廷,作为黜陟官员的依据。
      天启五年(1625)春,王永光起复为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书,当年冬改为太子太保北京兵部尚书。
      太子太保,在殷周时代,为国王辅弼重臣“三公之一”。其为辅导太子者。后此官历代设置,往往没有实际的意义,仅用于为大臣的加衔,是一荣誉职务。
      天启六年八月(1626),南京方面密报,有一部分守城兵士因钱晌问题,对朝廷不满,并且开始扰乱社会治安,在某些人策动之下,不日将发生兵变。
      朝廷遂命王永光前往平乱。王永光接旨后冒暑急驰,不到十天便抵达南京兵部。星夜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遂带领人员微服私访,查出并秘密逮捕了乱首杨善一伙,使兵乱很快得到平息。
      虽然阉党把王永光视为自己的同党,但王永光并不因此与他们同流合污。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为了为各边镇设置监军内臣,意欲分镇九边,以期将边疆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兵部尚书王永光对此非常反感,为此多次向天启皇帝进谏,但却不被采纳。
      当时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官员已被魏忠贤处死,阉党还不罢手,又逮捕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并将其投入监狱,严刑拷打,并大肆诛连。王永光对此十分不满,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惧阉党的熏天权势。
      天启六年(1626)五月三十日,北京王恭厂发生大爆炸。王恭厂是一火药厂局。天启年间,明朝为抵御后金等外敌,先后设立过六处火药厂制造武器,王恭厂便是其中之一。北京城内驻京军队三大营所需铅子、铳炮、火药,均由工部管辖的王恭厂等预造。王恭厂坐落于北京西南角,由一名太监掌管,下面有十多名文书,六十多名工匠头目,小工匠则有若干名。王恭厂内日产火药约两吨,常贮备量约千吨。
      当日九时左右,王恭厂突然发生举世罕见的大爆炸。据专门用于朝廷传达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天变邸抄》记载:“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已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自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烁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
      这次爆炸的破坏面积为两平方公里。其影响波及上至皇帝下至京城的平民百姓。邸抄记载:出事时,皇帝朱由校正在乾清宫吃早饭,突然大殿震动,只见皇帝扔下饭碗,起身直奔交泰殿。速度之快,惊慌的内侍们一时未来得及跟上,只有一个贴身侍卫扶着他。但行到建极殿时,此侍卫却被飞落的瓦砸中脑袋,一命呜呼。熹宗皇帝喘息未定一人跑入交泰殿,躲到大殿的一张桌子下。而乾清宫此时也早已一片狼籍,御座御案翻倒在地。
      此灾难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明朝举国上下一片慌乱。灾后第三天,天启皇帝颁发圣旨,一方面追究大臣的责任,将主管王恭厂火药库的工部尚书、在爆炸中失去双臂的董可威撤职,另一方面也承认此是天灾,下罪已诏,福加修省,亲诣太庙恭行慰礼,同时拨出一万两白银慰抚死难者家属。
      如何看待这次大爆炸,王永光表现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
      御史王业浩上书,王恭厂星火未尝入门而火药自焚,怀疑是奸细纵火。但王永光却坚决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奸细纵火不过是火药爆炸延烧而已,何以能震撼数十里作霹雳之声?王永光断定为天灾。
      王恭厂大爆炸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众说纷云,它被列入世界三大自然之谜之一。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在灾难发生三百六十周年之际,三十四位科学家在北京联合发起举行了“一六二六年北京地区特大灾异综合研究学术讨论会”,讨论这桩科学悬案。大多数学者认为王永光判断的十分准确,它不是人为破坏的因素,完全是由地震引起的火药爆炸。它一年之前就有预兆。由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关系,人们没有留心而已。学者们赞扬王永光的超人智慧和判断能力。
      天启皇帝为此下诏要求官员畅所欲言,就时政发表看法。王永光于是上疏针对当时的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要求减刑狱。指出当时有过半的囚犯都被关押在国家特务机构的“秘狱”之中,许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有违上天好生之德,因此请求将关押在特务机构“秘狱”中的犯人都交给监狱部门处理,对于那些罪刑不确定的犯人则减免他们的刑罚。其次,要求有关方面暂停土木建筑活动,以息民力。最后,要求内廷宦官将票拟之权交还内阁,让舆论来监督各部门的行为。
      当时的朝官慑于阉党的淫威,皆闭口不敢论国事,只有王永光敢大胆直言,因此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片赞扬。他的奏章也因此为天下所传颂。
      魏忠贤等阉党则因为王永光抨击他们而非常恼怒。于是矫旨以熹宗的名义对王永光进行批评。
      不久,朝天宫又发生灾情,王永光又率僚属言辞激烈的请求朝廷对大臣们所提出的停刑、罢税两件事,从速实行。当时,周顺昌、李应升、周起元等东林人士还没死,仍被囚禁在特务机构的监狱中,王永光在此情况下,要求停刑,无疑是在为东林人士呼吁,这让阉党更为愤怒,又矫旨以熹宗的名义斥责王永光。王永光于是连续上疏,以患病为由辞归故里,实则是被阉党罢黜了官职。
      由于王永光反对阉党胡作非为,继位的崇祯皇帝对他非常欣赏。崇祯元年(1628)起复王永光以太子太傅身份为户部尚书。
      时过不久,户部给事中瞿式耜上疏崇祯皇帝,推荐王永光做吏部尚书。
      瞿式耜,字起田,江苏常熟人。明末诗人,民族英雄。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他屡疏劾斥掌权佞臣,帝多采其言。后遭温体仁、周延儒等人的排斥加害,罢官返乡。
      瞿式耜在上疏中,举了大量事例,说明王永光公正廉明。他说王永光在任吏部文选郎时,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事,谢绝一切请托,有敢向他行贿的,即左迁而抑之。纵使按规定该提拔的,如果求人为己说情,王永光也会毫不客气地将其置于一边,不再提拔,虽阁臣之亲信亦不肯稍假以颜色。王永光为大理卿代理储政期间,因工作突出而被他举荐的官员依照惯例向他送礼,也被他谢绝。当时他特地告诉府上看门人,不要让带着礼物来见的官员入内。
      瞿式耜说,如今贪污腐败是官场的通病,根治官场腐败,必须从吏部开始。让王永光主持吏部当之无愧。
      崇祯皇帝对王永光的公正清廉早有所闻,认为王永光“秉铨清正”、“清慎”。于是将王永光改任吏部尚书仍兼太子太傅。
      王永光莅任后,很快向崇祯上疏,提出从明职掌、广咨访、慎会推、准关俸、抑躁竞、杜绝请托、杜规避、通壅滞等八个方面整顿吏部事务,得到崇祯皇帝的同意。继而又上疏提出申明职掌六事,疏中他郑重向朱由检表明心迹说:“臣一切用舍断不敢舍职掌而徇情面,亦不敢任独见而废佥同。”这让崇祯皇帝非常感动,特在文华殿召对群臣,将王永光的奏疏交给大臣们传看,说:“有臣如此,何忧不治。”崇祯三年(1630),王永光被加官少保兼太子太傅。
      崇祯二年(1629)二月,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内阁大臣韩鑛、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下谕判定魏忠贤叛逆一案。
      大学士韩鑛对一同参与定谋逆一案的李标、钱龙锡、王永光、曹于汴说:“天启皇帝即位后,中正盈朝。后来,阉党却一步步把持了朝政。鉴于天启皇帝即位后的教训,我们对阉党还是不要广泛搜查,以免将来阉党翻案,树怨过多。”
      王永光也说要本着首恶必办的原则,尽量不要将清查扩大化。
      于是,他们仅将四五十人定为魏忠贤党羽。
      崇祯说:“你们定的阉党太少了,如此如何谢罪天下,使人心归服?请你们再议!”
      于是,韩鑛等又增加数十人上报。崇祯很不满意:“还是太少!请你们按照‘出谋划策’、‘拥戴’、‘颂美’、‘奉承依附’,这  四项来搜寻逆党。”并且说:“魏忠贤不过是宫内的一名太监,如果没有外廷官员助纣为虐,怎么能迅速达到这个地步!而且内廷宦官与他一同作恶者也应当列入名单。”
      韩鑛等人以不知道哪些宦官应当列入来回答。崇祯说:“难道都不知道吗?只不过是担心被怨恨而已。”
      过了一日,崇祯又将群臣召到便殿,在案几上放着一个布袋,里面盛着许多奏章。崇祯指着布袋说:“这些都是奸党称颂魏忠贤的奏章,可以按着上奏的人名一个一个地全部列入。”
      韩鑛等知道崇祯的意图不可逆转,便说:“臣等的职责是草拟圣谕,三尺法律,并不是臣等所熟悉的。”
      于是崇祯又召见吏部尚书王永光询问。王永光知道打击面过大了,在皇上面前又不好辩解,他以不熟悉刑名案件来回答。
      于是,生气的崇祯又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一起办理。于是他们按照那些奏疏上的姓名罗列,没有一个人能够脱漏。
      崇祯二年(1629)三月,乔允升、曹于汴呈上了逆党名单,崇祯制成诏书《钦定逆案》,颁发天下,将阉党二百六十二人按罪处分六等,依律处理。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判定谋逆案的经过。
      王永光在天启年间虽为魏忠贤等阉党所引用,内心却对魏忠贤的行为很看不惯,但由于与他们交往的时间较长,不免会有一些不当的言论,比如他曾在所上奏疏中有称魏忠贤“厂臣纯忠许国,正色立朝”诸语。当时崇祯刚即位,东林党大盛,而王永光平素不喜东林人士。他与东林党人一起处理阉党逆案。在处置阉党的过程中,那些上疏称颂过魏忠贤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唯独王永光被崇祯置而不问。因为当时王永光对此向崇祯做过解释,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理解。因为当阉党专权之时,因情况特殊,许多人都迫不得已,都说过违心之言,做过违心之事。如当时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还曾请求为魏忠贤立生祠。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阉党,将他们打入另册。
      王永光在官场磨砺多年,形成了果断、机敏、强悍的行事风格。
      崇祯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对此,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户部给事中韩一良,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五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史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他本为七品官,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王永光深深了解韩一良是个夸夸其谈,浮浪之人。他说“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因为王永光是吏部尚书,受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一下韩一良。韩一良这时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份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于是崇祯让他密奏。
      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旧事为例。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他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提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竞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很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
在处理周道登的问题上,王永光更是不徇人情。周道登,江苏吴江人,万历二十六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供职。天启元年升至礼部左侍郎,旋即致仕。
      崇祯帝即位后,十分讨厌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等四人,因为他们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人品和能力都很成问题。为了重建一套像样的班子,他命令大臣们推荐十个能力和人品都优秀的内阁侯选人,周道登也位列其中。十个侯选人有了,怎么选呢?崇祯别有高招——抓阄。第一次抓的结果是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崇祯不满意,接着又抓了一次,周道登、刘鸿训这次被抓中。
      周道登先前在礼部任职,人们对他任职颇有争议。后来掌握大权后,排斥正派官员,包庇私交,多次被言官弹劾。
崇祯在朝上曾当面问过周道登一些问题,他对周道登的学识很不满。崇祯问:“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句话如何解释?”周回答说:“请容许臣回内阁查阅资料再回奏。”崇祯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又问:“奏章中多次出现‘情面’二字,是什么意思?”周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在场的人都偷偷地笑。
      崇祯早就想免掉周道登。周事先找王永光通融,让吏部给自己关键时侯说几句话。
      崇祯将弹劾他的奏章全部交给朝廷大臣讨论,吏部尚书王永光说:“所弹劾的内容都有实在证据。”于是旋即将周道登罢免还乡。
      王永光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既不攀附阉党,又不青睐东林党。作为吏部尚书,他秉公办事,坚持原则,公道正派。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崇祯决定再增加几个内阁名额,让王永光列出侯选名单,准备再抓一次阉。
      这份名单上,有十一个人,按说抓阉这事没谱,能不能入阁全看运气,但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钱谦益必定能够入阁。
      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进士。清初诗坛盟主之一,他是东林党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在明末,他颇具影响。他的夫人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才女柳如是。
      钱谦益入内阁,一般说来没有对手,而他最终没有入阁,是因为遇上了大奸温体仁。
      温体仁,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进士。崇祯三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时,对首辅周延儒阳为曲谨,阴为排挤,迫其引退,自为首辅。后罢官。
      崇祯诏令会推阁臣,温体仁私下里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深知自己资力浅薄,声望不高,如果单凭这一点他是不可能入阁的。不过,温体仁也有他的优势。崇祯帝刚刚即位就擢升他为礼部尚书。温体仁认为这是皇上有意重用他的信号。因此,对这次入阁,他信心十足。但是在会推过程中,温体仁一再受到冷落,终未能入阁,而江南才子钱谦益则私列前一。
      不过,温体仁发现,资望远远超过他的周延儒也不在推选的名单上。周延儒为人乖巧,很善于察言观色,左右逢源,深得皇上宠信。周延儒落选,温体仁揣测皇上肯定要产生怀疑。果然,崇祯见名单上没有周延儒的名字,感到很不满意。
      温体仁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和周延儒很快勾结在一起,将矛头直接指向钱谦益。他们给皇上上疏,重新揭出了钱谦益关节受贿案,敦促皇上取消钱谦益阁臣资格。所谓关节受贿案,指的是天启二年钱谦益主试浙江时,收受童生钱千秋的贿赂案,以一句俗语俚诗“一朝平步上青云”为关节,将他定为省试第一。这事后来被人告发,钱谦益受到夺俸、削职处分。
      温体仁的上疏立刻引起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很震惊,决定开个会议,辩论此事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会以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为一方,温体仁、周延儒为另一方。
      辩论会开始,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但是,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跑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王永光:“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说:“把案卷拿来看。”
      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说:“原来看过,现在没有。”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王永光说:“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大臣们话说到这样的份上,崇祯意识到钱谦益的势力太大,容易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尽管钱谦益是东林党领袖之一,尽管东林党时常对王永光进行抨击,但是,他作为吏部尚书,做事是有原则的,坚持公道,不以个人好恶定夺人事。
      尽管王永光公道正派地为钱谦益说话,但是东林党人还以王永光称颂过魏忠贤而抵毁他,如东林党人礼部主事王永吉,御史顾其国、李长春,给事中张国维、陈良训、张镜心等相继弹劾王永光。
      左谕德文震孟再次上疏弹劾王永光。文震孟说什么“王永光身为六部之长,假借朝廷的威福,在用人上颠倒是非,利用按着年例选官的机会变乱祖制,通过考选制度排除廉洁人才……。”
      崇祯命文震孟指出事实再来奏,文震孟说:“被杀害名贤是原吏部侍郎周顺昌,利用年例大典压抑的是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考选排斥的是中书舍人陈士奇、潘有功。”
      王永光立刻上疏争辨,说陈士奇出自姚希孟门下。文震孟则是姚希孟的舅舅。王永光的上疏得到了崇祯温和诏书的答复,而崇祯却谴责文震孟:“任意毁谤。”
      崇祯元年之后,随着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以及后来周道登、刘鸿训、韩鑛的先后入阁,东林党内阁又复起。东林党人以清流自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加大排斥。许多人对东林党的行事作风看不惯。
      王永光身为吏部尚书,选人用人上,也处于很难的境地。向朝廷推荐的人才,如果不合东林党的口味,就会遭到内阁的否决,如御史高捷、史垄一直受东林党排斥,王永光几次极力推荐他们。按过去的惯例,御史升官,一定要同都察院商议录用,而都察院右都御史曹于汴久久不愿答复。王永光再次上疏力争,己得到了崇祯的批准,可是曹于汴仍以惯例为由坚持己见,始终不作让步。后来王永光按皇帝的旨意,直接提拔了他们,避开了都察院。
      崇祯皇帝十分反感朝廷结党乱政。当他看到东林党人猛烈攻击王永光时,就怀疑这些轮番上阵的招试必有深层的原因。他十分欣赏王永光不拉帮结派,常呼“王尚书”而不呼名。每当王永光被弹劾而求去之时,崇祯皇帝都会亲切地劝慰他说:“何害?朕为作主,胡此畏忌?”
      东林党人对王永光的大肆弹劾攻击,遭到朝廷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士不满。
      先是中书原抱奇弹劾大学士韩鑛和曹于汴,并涉及尚书孙居桐、侍郎程启南、府丞魏光绪,称他们为“西党。”
      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曹于汴为奸六条罪状,崇祯虽贬退了陆澄源,但曹于汴终辞官返乡。

      接着御史史苄、高捷弹劾内阁大臣、东林党领袖钱龙锡,说“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决议,钱龙锡实际上首先倡仪,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
      这件事发生在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之间。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己。”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这两个人的谈话被记入了史料。也是史苄高捷弹劾钱龙锡的重要证据。
      史苄又上疏:“袁崇焕离开北京时,重金贿赂钱龙锡几万两。钱龙锡将银子转寄到亲家,虚诈钻营,以致国法不行。”
袁崇焕杀毛文龙时,报疏中有“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降低身价到袁崇焕的住所问话”。另外,袁崇焕打算议和,又曾致书钱龙锡同他商议。
      这时高捷、史苄上疏:“议和、杀将,都是钱龙锡发现他的想法而给他出主意的,应该与袁崇焕同样受到处罚。”
      钱龙锡针锋相对地上疏辩白,高捷、史苄又一次上疏,崇祯颇为震动。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所以,当钱龙锡再次上疏分辩,并托辞有病辞职回乡时,崇祯皇帝准许之。
      其实,除掉东林党领袖钱龙锡的,并不是王永光。王永光对钱龙锡是比较尊重的。王永光从来不搞阴谋诡计。
      除掉钱龙锡的背后策划人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一直以来,他们早就想解决钱龙锡,可是钱龙锡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十分困难。十分凑巧,由于袁崇焕出了事,才将钱龙锡拉下了马。
一些史学家认为是由于党争引起的,说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以报仇雪恨。
      其实,崇祯大张旗鼓猛打阉党的时侯,温体仁提升礼部尚书、周延儒升礼部侍郎,赫赫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是不可能的。
      正像有些明史专家攻击王永光为阉党一样,如果王永光是阉党,崇祯为什么让他当吏部尚书呢?崇祯向来是对阉党赶尽杀绝的。
      所以,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是史料读得太少,历史基本功太差。
      温体仁、周延儒策划整垮钱龙锡,是奔着权力而来的,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钱龙锡辞职之后,而跟钱龙锡关系很好的大学士成基命几个月后也下来了。从崇祯元年开始形成的东林党内阁基本上土崩瓦解,时间非常短暂。而周延儒、温体仁先后入阁便顶替了他们,成了大明朝廷内的斗争,基本上都是权力之争。王永光年届古稀,又掌管着天下第一部。朝廷内许多人都眼红。吏部虽然担负着提拔官吏的重任,大多办的是好事,但就王永光的秉性来说,坚持原则,不通融,也得罪了许多人。所以,王永光时刻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虽然从其他方面打不倒王永光,但东林党人还不罢休,他们就在经王永光举荐的官员上作文章。他们左查右找终于找到了很久之前王永光举荐的官员袁弘勋等人有问题。给事中葛应斗弹劾袁弘勋收受参将胡宗明、主事赵建极的贿赂,兵部尚书梁廷栋也揭发袁弘勋及王永光的另一朋友张首睿收受贿赂之事。两人因此被下狱定罪发配边疆。紧接着给事中吴执御遂上书弹劾王永光教导、尊崇贪污腐败行为,不可表率后僚。
      梁廷栋对王永光落井下石的目的更为鄙劣。梁廷栋,鄢陵人,他是崇祯三、四年的兵部尚书,此人在品行操守上有很多问题,对此多次受到弹劾。在这之前梁廷栋就图谋扳到王永光,由自己取代他的官位,得以不必处理军务,因为在军事上他是个白痴。在王永光去位后,又有人揭发梁廷栋纳贿谋私的事,梁廷栋不但没有当上吏部尚书,反而很快被免职。后来,梁又被启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总督,因渎职,自己服药自尽。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自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以来,为了保持政治平衡,制约六部的权力,在六部之上设立了六科。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科员叫给事中。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人之外,其余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六科给事中不隶属任何部门,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论官秩,科长才七品,但他们享受四品官的俸禄。那些权位至重的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与之见面也得行拱手礼。他们的权力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尚书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尚书,让他们重新拿出方案来。各大衙门,都设在京城各处,惟独只有内阁与六科的公署设在紫禁城里头。一进午门,往右进会极门是内阁,往左进归极门是六科廊。
      官场的勾心斗角,互相倾扎,东林党人屡屡的寻衅弹劾,使年愈古稀的王永光心力交瘁,他愈加想念家乡的毛潭秋月与竹林美景。王永光遂上疏请求辞官归乡。
      崇祯四年(1631),经崇祯皇帝恩准,王永光遂告老还乡。
      王永光在政坛上可谓“五落四起”。前两次是由于健康原因的“请疾归”。第三、四次则是愤而辞之,以居求伸。这一次,王永光可以说是永远告别了庙堂。
      王永光是个可圈可点的人物,他的五落四起颇具戏剧性。面对凶险的官场,面对“如虎”的皇上,他之所以躲过一次又一次急流险滩,以致最后平安降落,靠的是“有孚”。诚实在胸,忠诚在胸,一切都会化险为夷。这就是几千年来,凝结而成的长垣文化的精髓——长垣精神:“厚德睿智、自强进取。”
      辞官归乡的王永光反思数十年的宦海浮沉,感慨之余,作《自赞》一诗。诗曰:“皤然一叟,强直自遂;忠能结主,憨辄招议。彼何人哉?是为痴绝。樱鳞册储,天威偶霁;铨省得谴,事缘起废。匪才匪杰,为帝喉舌;南北扬历,独成一意。抗疏纠珰,遑血玉碎;圣主赐还,由农而吏。敷陈偶当,天语奖籍:‘有臣如此,何忧不治。’臣因感激,尽谢干谒;雅志甄别,逢时则拙。被言求退,帝曰:‘何害?朕为作主,胡此畏忌?’荷兹殊恩,衾影无愧;乘传归来,何怨何悔!彼何人哉?是为痴绝。”

      崇祯十一年(1638)戊寅七月初六申时,王永光在家中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七岁,奉谕归葬长垣木掀店村东王氏祖坟。
      崇祯十三年,归葬之时,崇祯皇帝遣长垣知县段耀然,谕葬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王永光暨妻赠一品夫人孔氏、胡氏、李氏。圣谕曰:“惟尔玉尺冰壶,鸿仪凤翥。练习当世之先务,忧国奉公;进退一代之人才,廉顽立懦。悼兹长逝,俟届归藏;同穴偕荣,九泉如在。”
      王永光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是一个恪尽职守、忧国忧民的好官,但使人困惑的是其死后没有被载入《明史》。而《明史》对这位四朝元老的一些重要事迹记载不详,甚至用了很多曲笔,有些地方还将其列入阉党。
史学专家孟森认为: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之际,后代在修前代的历史时,在涉及到新朝的地方,无一例外都要有所隐没和扭曲,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年代不长,所有隐没和扭曲的地方,后人在读史的过程中也能发现并了解,从来没有像《明史》这样始终在扭曲历史,隐没一代史的全部。
      明代历史被扭曲集中在明末,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满清的御用文人,一是东林党的残余势力。满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求,为消除人们对明朝的归属感,对明史进行了隐蔽的歪曲,有意放大污点,以偏概全,诋毁明朝皇帝的形象。另一方面参与编写的东林党残余势力,从自己党派立场出发,维护党派利益,将明末党争的实际情况进行歪曲,对涉及到的人和事,按照东林党的是非对错标准进行评判,严重失实。
      其实,《明吏》是《二十四史》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至呈稿止,为时也有六十年之久。修了这么长时间,还弄了不少曲笔,语焉不详,为何?
      明末的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延续了很长时间。自从阉党被清除之后,东林党人势力逐渐占据上风。由于清除阉党扩大化,及东林党飞扬拔扈,使东林党结仇很多。清朝初年起用很多明朝旧官员,这些人都属于中下层官员,而很大一部分人是同情和倾向东林党人的。所以到编纂《明史》时,王永光入《明史》列传时产生极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王永光是廉洁奉国、光明磊落之人,其所作为都是以国家大计出发,为朝廷分忧而考虑的,其心无私,应写入《明史》;一部分人认为王永光定逆案袒护阉党人员,是属于逆党,应划入阉党,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双方都据理力争,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把王永光入《明史》之事搁置起来了。这是形成吏部尚书王永光没入《明史》的真正原因。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是有良知的。历史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著名历史学家万斯同的《明史》和著名历史学家王鸿绪的《明史稿》都有王永光的传记。都对王永光作出了客观正确的评价。近年来,最畅销的大众史书《明朝的那些事儿》中,也对王永光的评价十分中肯和全面。


王永光墓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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